作者： John W. Robbins 译者： 小草
下面这篇文章是Gordon H. Clark 所著的《卡尔巴特的神学方法》《Karl Barth’s Theological Method》（1963年）一书的前言。（译注：书的作者 Gordon H. Clark 1902年出生，1985年离世。他是美国的哲学家和加尔文主义神学家。 他是前设护教学的主要人物之一，并曾担任巴特勒大学 Butler University 哲学系主任28年。这篇文章的作者John Robbins 生前是美国一改革宗教会的长老）
尽管可能是因为他的工作量（他的未完成的《教会教义学》是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的九倍，是托马斯的Summa 神学的两倍），巴特仍然让许多基督徒着迷的原因可能有好几个。 首先，他的神学观点在几年间里发生了变化，甚至在他撰写《教会教义学》的几十年中也在变化。 巴特受教于阿道夫·冯·哈纳克（Adolf von Harnack），威廉·赫尔曼（Wilhelm Herrmann），和德国可拉（Korah）神学团队的其他成员的，巴特的首次发声是现代主义。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已经使自己成为’现代’学校的忠实门徒，该学校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仍占主导地位，被认为是唯一值得归属的学校。”
大学毕业后，巴特于1909年先是在日内瓦担任牧师，然后在1911年至1921年在阿尔高州的萨芬维尔（Safenwil）担任牧师。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之后，一场冲突粉碎了许多现代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的天真的乐观主义，尤其是巴特对他的现代主义老师的信仰瓦解了，巴特情急激昂地对现代主义做出了反应并发起了攻击。 在他的思想的第二个主要阶段，大约是1920年代，他从19世纪丹麦哲学家齐克果（Soren Kierkegaard）所得的帮助，超过从19世纪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那里所得到的。 在1930年代，巴特从1920年代的极端矛盾中退缩，提倡一种他认为与宗教改革更为契合的神学。
巴特在神学上的这些转折使读者感到困惑，当然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巴特的晦涩难懂。 其次，巴特的风格对基督徒来说仍然是个迷。巴特那些古怪的散文，由于翻译成英文时不清楚，这也让巴特不易被理解。 就像巴特对别人所说的那样，人们可能会这样说巴特的神学，“你的神学体系。。。既没有头也没有尾巴，中间还有黑暗。”
现在，一个人的写作不清楚可能有三个主要的原因：（1）思想上的混乱，由混乱的写作表现出来。 （2）不真诚，正如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他的经典文章“政治与英语”中所解释的那样，不真诚会使作者通过模棱两可和颠覆性的方式掩饰其真实的意图和含义。 （3）指导哲学，主张相反乃至矛盾的命题是真正的哲学和神学。 这三方面的问题，卡尔·巴特（Karl Barth）似乎都有。
模棱两可的语言，不真诚的思想
让我们首先处理不真诚的问题。巴特使用所有正确的语言来表达所有错误的事，他这方面的技巧是娴熟的，这是基督徒对巴特如此困惑的原因之一。巴特声称自己坚定地站在“宗教改革传统”中；他向加尔文提供了一些“纠正”，例如，他声称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被拣选得救，但却清楚地宣称自己是宗教改革的后裔。这种欺骗是诱人的，巴特可能同时也被这种欺骗所欺。 巴特经常书写恩典，G.C. Berkouwer的书的标题是《巴特神学中恩典的得胜》（巴特希望书名是《在耶稣基督里自由的得胜》）巴特无情地抨击现代主义，捍卫上帝启示的道；他甚至捍卫唯独圣经和唯独基督，但在他的口中，这些词语的意思已被改变，就像“拣选”的意思在他的口中已被改变那样。
在巴特的神学中，“上帝的道”不应该与圣经相提并论，因为圣经中包含错误和神话（或英雄故事）。巴特写道，圣经权威的含义“不是‘基要’的，‘基要’就意味着神圣的文本是知识真正和最终的根基。” 实际上，“ 用拉丁语（或希腊语或希伯来语）在语言和意思上以神圣的权威一劳永逸地给出命题，这在神学上是不可能的。” 巴特神学虽然一直强调“启示”，但他的神学使命题启示成为不可能。巴特认为启示不是命题，而是发生的事件。巴特写道：“上帝的道今天还在圣经里发生，除此之外，圣经并不是上帝的道，而是像其他书籍一样的书。” （读者应该理解，就像巴特的神学那样，1950年代和1960年代的披头族和嬉皮“事件”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哲学和神学影响的后果）巴特认为“创造故事”是神话或诗歌，正如巴特在给侄孙女的信中解释的那样；巴特认为进化与创世纪并不矛盾，进化是科学地发生。巴特说，当基督从坟墓中复活时，如果有记者在场的话，并不会有新闻要报道。（译注：巴特不相信耶督基督的复活是真实的历史，他的意思是：基督并没有从坟墓里复活，所以，既使有记者在场，也不会真的看到基督复活，当然也就不会有基督复活的相关新闻报道）。
在称义上
巴特附和路德和加尔文，他教导说称义唯独靠信心，但在巴特的口中，“称义”或“信心”（甚至可能连“唯独”）都不是路德和加尔文的意思。 1964年，托马斯·尼尔森（Thomas Nelson）和 Sons 出版了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汉斯·库恩（Hans Kueng）的书，《称义：卡尔·巴特的教义与天主教的反思》。 库恩写道：“ 巴特和天主教之间没有本质区别。” 巴特在致库恩的信中赞扬了库恩的书，该信印刷在书中，巴特写道，库恩理解他的称义教义，就像巴特希望被理解的那样。 那是什么样的理解呢？ 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它是与19世纪英国安立甘主教约翰·亨利·纽曼（John Henry Newman）提出的称义教义相同。 用库恩自己的话来说：
上帝对义的宣告，在同一时间和同一行为中，使之成义。“称义”表示实际的义的宣告，不是内在的更新。神对义的宣告不意味着内在的更新吗？ 正相反。 一切都归结于此，这是神对义的宣告，而不是人的话：是主大能的话语。 与人的话不同，神的话成就所说的。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罪人的称义就像这样。 上帝宣布，“你是义的”。 罪人就是真正的、真实的、外在和内在的、完整和完全的义。 罪人的罪孽被赦免了，他的心也是义的。（译注：巴特把上帝宣告人称义等同于成圣，他认为在上帝宣告罪人是义的时候，罪人也成圣了。称义和成圣在正统的基督教信仰里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称义是即刻的，而成圣则是一生的过程）
巴特自己写道：当然，我们必须与宣告公义有关，但这是对所成就的人的义的宣告，因此是有效的，是与实际相对应，因为它产生并揭示了实际。 这是一个可称为毫无保留的成义的宣告。
巴特不仅不是站在宗教改革传统里，而是反对这一传统。 他拒绝唯独圣经，唯独恩典，唯独基督，唯独信心，但当这些术语出现在他口中时，他却是面带笑容。 正如他的许多拥护者所认为的那样，很难相信巴特会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他们称赞巴特对神学历史的掌握。 巴特当然知道他的称义教义的来源。 巴特的拥护者将此归咎于巴特的某种程度的愚蠢，这种程度的愚蠢是神学史上从未有过的。 但是巴特并不像他的拥护者所认为的那么蠢。 巴特系统性的模棱两可的结果是一种福音派神秘主义。 尽管巴特使用许多基督教词语，但巴特的神学并不是基督教的。 就如现代主义那样，它是另一种宗教。 巴特是一只哀嚎的狼。
辩证神学
但是，巴特的不真诚并不是他神学模糊的全部原因。他的神学是辩证的。辩证法以矛盾的断言为荣。辩证法认为矛盾是神学必不可少的。巴特总是对同样的事情说“是”和“否”。他的神学涉及无解的正反论点。巴特一边说，上帝与人“完全不同”；在基督里，上帝被“完全隐藏”和“被完全揭示”；在时间与永恒之间，上帝与人之间，存在着“无限的质的差异”，但是另一边他又说，我们不能抽象地谈论上帝。在这方面，巴特不断地受助于齐克果（Kierkegaard）。巴特的辩证神学必须对任何读者保持隐晦。如果知道是矛盾的话，那就没有人会相信。但是矛盾和辩证神学还是有用的，它不仅可以困惑读者，而且还可以不用明确说明目的就可以达到目的。
巴特的辩证神学使他能够使用圣经中的术语，同时赋予它们新的和非常不符合圣经的意思。就如自由主义者使用诸如“基督的神性”之类的术语，罗马天主教徒使用诸如“称义”，“教会”，“圣人”和“恩典”之类的术语，巴特也能够使用整个宗教改革的神学论述。 巴特的模棱两可并不像自由主义那样是偶然的和部分的，而是彻底和完整的。 巴特把新教神学的模糊用语系统化，形成了一个体系。
尽管巴特的神学是别有用意地不一致，但巴特的行为却显示出其内在的一致性。巴特想在教会和世界上为非理性和社会主义争得一席之地。巴特认为基督是“上帝的道的一种形式”，他强调基督论是理解“启示”的关键。但是巴特也在《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中写道：“上帝可以通过俄罗斯共产主义，通过长笛协奏曲，通过盛开的灌木丛，或通过死狗向我们说话。如果上帝真的如此做，我们就可以好好地聆听他说的话。” 根据这样的说法，有人会奇怪为什么巴特在1934年的《巴门宣言》（Barmen Declaration）中否认上帝可以通过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对我们说话。可能的答案并不是他的神学，而是他的政治哲学：巴特的一生都是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这个答案解释了为什么巴特在1930年代对纳粹主义的强烈谴责，以及他蓄意终身拒绝谴责共产主义，甚至还赞扬共产主义。
巴特是社会主义者
尽管在几十年里，巴特的神学观点发生了变化，但巴特的政治观点并未改变。巴特的神学带着社会主义的色彩，这是许多读者并不理解的。 1956年，巴特在一采访时解释说：“我之所以选择神学，是因为我觉得有必要为自己的社会行动找到更好的基础。”他的神学是发展他的社会主义的工具，是为悍卫他的政治观点。根据巴特的传记作者说，巴特在萨夫恩维尔（Safenwil）时是“牧师战友”。巴特说：“社会主义是福音非常重要和必要的应用。” 在1916年，巴特写道：“资本主义秩序和战争是生命的两大暴行。” 巴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撰写的罗马书注释的第一版中，他宣布一个时刻即将到来，“当正在消亡的马克思主义信条的余烬作为世界的真理重新燃起时，在变成社会主义的世界中，社会主义的教会将从死里复活。” 巴特在1911年发表的论文《耶稣基督与社会公义运动》中，解释了耶稣与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了解作为人的耶稣与你的社会主义信念之间的联系，并且如果你现在想安排自己的生活以使其与这种联系相对应，这根本不意味着你必须“相信”或接受这一点或别的事。 耶稣带给我们的不是理念，而是一种生活方式。 一个人可以有上帝、世界、人类救赎、以及所有的基督教观念，但仍然是个彻底的异教徒。 无神论者，唯物主义者，和达尔文主义者，也可以是耶稣的真正的跟随者和门徒。 耶稣不是基督教的世界观，基督教的世界观也不是耶稣。
不论巴特的神学以何种形式出现，巴特在一生中都保持着“耶稣”和观念之间的这种分离。他从未摆脱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对他的影响。 巴特认为启示是“事件”或“正在发生的”，而不是信息或理念，他这样的看法可以追溯到他所引用的文章中的陈述。
巴特也强烈抨击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并经常书写“阶级斗争”：
社会主义说，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日常罪恶。 因此，这种生产体系必然跨台，特别是其基本原则：私有财产（通常不是私有财产，而是生产资料的私有权），个体生产者之间的无限竞争必然跨台。 国家整体必须本身成为生产者，因此也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 耶稣比社会主义者更加社会主义。耶稣对财产的看法是：财产是罪，因为财产是追求自我。
从逻辑上来讲，这最后一条声明当然意味着对一般的私有财产的谴责，而不仅仅是对生产资料的谴责。 由于社会主义被定义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巴特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可被视为社会主义者，但无论在哪种情况下他都不是基督徒。
巴特是共产主义者
往前约40年，人们发现巴特赞扬共产主义，甚至赞扬刽子手斯大林（Joseph Stalin）等共产主义独裁者的良好意愿。 巴特在1949年的《东西方教会间》（The Church between East and West）中，捍卫了他对反对共产主义的反对：
在我们对当代共产主义的看法中，不该忽略共产主义极权暴行和其背后积极意图之间的区别。 而且，如果有人试图做到这一点，就不会说共产主义的意思和意图是纯属无理，是疯狂和犯罪的产物，10年前人们曾被迫这样说过纳粹。 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第三帝国的“意识形态”相提并论，把斯大林和诸如希特勒等流氓相提并论， 那是非常荒谬的。 在苏联，尽管是用肮脏和血腥的手段，并且让我们感到震惊，但那毕竟是建设性的想法，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问题对于我们来说，也是同样的严重和紧迫，但我们用干净的双手，就还没能足够积极地处理这个社会问题。
在一份披露的声明中，巴特声称共产主义不是反基督教的，而且就其本质而言也不会反基督教：
有别于纳粹主义，在共产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中，共产主义还没有，且从本质上来讲，也不会做这样的事：它从未尝试来重新诠释或篡改基督教，或用基督教来掩饰自己，有关共产主义是假先知是毫无道理的。所以，共产主义不是反基督教的。
最后，1963年在写给他的朋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主义者和神学家约瑟夫·赫罗马德卡（Joseph Hromadka）的信中，巴特为被指控为亲共份子而表遗憾，甚至是卜仁纳（Emil Brunner）和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这样的自由神学家在指控他。巴特悍卫他一生的社会主义：“然而，作为反对西方尤其是瑞士反共产主义的反对者，我一直始终如一地大声疾呼，反对冷战，原子军备，十年前反对西德的再军事化。。。”
尽管巴特的话看起来是正统的，但他的辩证神学体系始终是被他之前的和一生之久的对社会主义的信奉所塑造。 他选择神学作为他的社会行动的基础。 在巴特看来，十九世纪的神学无法做到这样，所以需要一种新的神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