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小草
主耶稣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争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 （约18:36）基督徒在世上只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永恒的盼望并不在地上，而是在天上。我们在世的使命就是主耶稣所吩咐的：“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可16:15）但是，王怡究竟是以什么作为他的使命和追求呢？
2006年4月，王怡路经香港时接受了一个采访，其间他谈到，“人与人之间组成一个政治共同体，只能是民主自由的，就是因人的平等和独立是来自于神，对于一个基督徒，这是一个起点。对我来讲，要在中国追求自由民主，是一种使命感！是我作为一个基督徒的使命感！我不能够容忍看到一个不公义的不自由的社会在我眼前，信主后我比以前更加坚定了。” （引自蔡咏梅的《王怡：我为什么信仰基督教？》）原文截图如下：
从这可见，王怡是带着坚定的追求自由民主的使命走进了基督教。也是在这个采访里，王怡还举例谈到，基督教对有些国家的民主转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些国家转型的方式似乎给王怡提供了可借鉴的方向和途径，那就是通过基督教促进自由民主的转型。固然，作为一个公民，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理念和追求，但是作为一个基督徒，这种个人的追求与基督教信仰没有必然的关系。基督徒个人可以参政，可以是政治家，但教会不是政治团体，不是每个基督徒都对政治有兴趣，更不是都要参与。
2006年4月是王怡刚转身到基督教界不久，据说他是2005年“信主” 的。那么，王怡在基督教界的这大约13年的时间里（2005 – 2018），是否一直坚定不变地带着这个使命，利用基督教来促进国家转型呢？至少我没看到后来他有公开表白放弃这个使命，而是从一些事件和他众多的言论里，似乎都能看到其间所隐含的政治目的。
2006年5月11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接见了王怡、余杰等人。但被白宫邀请的郭飞雄却被王怡和余杰逼走，不让他和他们一起去白宫，更具体的过程可参见我的旧文《谬用祷告：余杰、王怡以祷告之名剥夺郭先生的权利》。当时，王怡对郭飞雄说，“这次会见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你不是基督徒，我们经过向上帝祷告，决定不让你参加。” 基督徒的祷告不是剥夺别人权利的理由，而王怡竟然以祷告之名逼退郭飞雄，还谎称白宫只邀请基督徒参加。这个事件是王怡利用基督教之名达到他的政治谋算的一个实例。
2007年，王怡发表了《你当为哑巴开口：力阻狂轮——朋霍费尔传》一文。朋霍费尔是位不信基督复活升天的德国的“神学家”和“牧师”，但王怡却赞誉他“见证了与钉十字架的上帝一道受苦。他的死则充满了对复活的基督的信心。” 实际上， 朋霍费尔并不是为信基督而死，乃是死于政治原因，他的受苦和被杀与基督的钉十字架毫无可比性。那么，王怡为什么要如此不符合事实地粉饰朋霍费尔呢？要是能把朋霍费尔吹成基督徒的榜样，朋霍费尔的“教会也不能置身于政治之外”的政教观念，也就容易被基督教界所接受。所以，我认为王怡是在利用朋霍费尔，为他在教会参与政治找支持和做宣传。
2008年，王怡在他的《宗教自由与中国的宪政转型：前言》一文里说到，“基督宗教的传播对中国的政体转型，可能具有三方面的较大影响。。。基督徒在世俗政治的层面，必然成为极权体制的天生反对者。。。对诸多宪法权利的落实，和公民社会的形成，都具有议题拉动与先行的影响力。”王怡的这些看法无疑地表明，他认为基督教必然能够促成转型，或者至少会对转型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所以，通过基督教行使他的民主使命，在他看来是可行的。
2010年，王怡和余杰合著出版了《一生一世的仰望》和《我有翅膀如鸽子》这两本访谈录。他们访谈的对象有：洪予健、金明日、陈佐人、张伯笠、远志明、刘同苏、林国璋、苏小和、岛子、基甸、查常平，等人。这些人被王怡称为是“光明之子”。之所以会选上这些人，王怡和余杰在书里说：“他们或已具备了相当之公共性，或正在积极主动地走向公共生活。” 可见，公共性才是被他们认为是“光明之子”的最重要标志，至于这些人是不是异端，是不是淫乱，是不是说谎者都已不重要了。从这可见，王怡最为欣赏和看重的就是这种有“公共性”的人士在基督教里。这些人多多少少可以和王怡在自由民主使命上共负一轭。在这方面，王怡不只是利用基督教，也试图利用一些在基督教里的人。
2012年，王怡在《属灵复兴与世俗化 ──对中国家庭教会的一个评价》一文里说到：“今天的中国社会，隐藏著两把火：一是在地下呼啸、聚集之全面的社会危机的火；二是上帝在祂的教会中预备的复兴之火。因著对教会历史的观察和对上帝主权恩典的信靠，我认为，不经过一个认信的、承传新教改革的改革宗正统神学的佈道、植堂和教育运动，这後一把灵火就无法熄灭前一把血火。” 从这可见，一直到了2012年，王怡选择改革宗神学，还是为的解决社会的问题。也可以说，王怡是试图利用基督教的改革宗神学，以及他所展开的植堂和教育运动，来达到他的改变社会的愿望。
2015年，王怡在《徐纯合是谁？》一文里说：“ 徐纯合是一个殉道者。。。但到了最后10秒，他失败了，开始反击。但这并不是作为一个地上的公民的失败。。。我唯一担心的，并不是将来我在天堂是否能够见到他，而是将来他在天堂是否能够见到我。” 实际上，徐纯合是位酗酒成性、赌博吸烟、出了名的懒汉，这种人怎么可能是基督徒？那么，为什么王怡要拿徐纯合来大做文章？为什么要认定他作为地上的公民并不算有过？为什么还认定他一定是上了天堂？我认为王怡是借此事件挑起基督教界对执法者或政权的仇恨，为他利用基督教来对抗政权做垫铺。为了达到对徐纯合事件的利用，虽然很明显的，徐纯合并非基督徒，但王怡却凭着徐纯合生前博客里转发过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的文章，就绝对地和不容置疑地把他给“基督徒化”了。
2017年，王怡是三化异象研讨会的主要讲员之一，见下图：
王怡的讲道也常与政治有关，王怡在2018年5月6日的讲道《十字架有政治含义》就是一例。在这个讲道里，王怡甚至对十字架的道理做政治的解读，把传福音当成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方法。故然福音的副作用可以影响和改变世上一些社会和政治的问题，但福音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解决世上任何社会或政治问题。
2018年5-6月间，王怡在秋雨举办特别的为国家祷告会，从他们聚会的程序单可见，他们所唱的歌，所放的视频都是非常敏感的东西，都是与6月份事件有关的。这样的聚会虽然在教会里以祷告会之名举办，但这更像是政治民主团体的聚会。从如此明显的有关政治民主的活动内容来看，王怡的自由民主的使命感并没有丝毫的消退，而是在教会里相当活跃地行使着他的使命。
2018年9月， 王怡发表了《为中国作起哀歌（结25-28章）》一文。王怡这篇文章主要是模仿《以西结书》的一些经文来的，但却冒充统统是神说的话，虽然其中有很少的几句是经文。举个例，王怡在文里写道，“人子啊，你要向那厉害的国说出我的预言，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说，‘你们当听主耶和华的话。因耶和华如此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中国的王，对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
耶和华神岂真有如此对王怡说这些话吗？当然没有！既然没有，为什么王怡假冒神的名说是神说的呢？这岂非妄称神的名吗？岂非造假撒谎吗？有人辩说，王怡的这篇《哀歌》只是一种文学上的表达方式，不该较真。但是，是否妄称神的名，是否假冒神的名，是根据表达的方式来定夺的？难道在一些文学体裁上，就可以随便使用神的名？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太6:9）。也就是说，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当尊神的名为圣，都不可妄称神的名。所以，以文学表达的方式为王怡辩护是站不住脚的。本质上，王怡的这篇《哀歌》是妄用神的名以假预言来攻击掌权者。
上面简要地回顾和反思了王怡一系列的事件和言行，如果不是因为王怡一直怀抱政治目的，以及试图通过基督教来达到他的目的，那就很难理解和解释他的这些言行。从他对朋霍费尔的粉饰和宣传，对徐纯合的“基督徒化”，对“光明之子”的公共性的重视，以及对改革宗神学的采用，和他众多的有关政教关系的论述，到最后的妄用神的名，所有的这些都带着明显的政治色彩和目的。可见，王怡的政治使命一直都没有消退，甚至有越演越烈的趋势。在这一系列的事实面前，我不可能不高度怀疑王怡一直是在利用基督教。
最后声明下，我不是反对基督徒参政，而是反对利用基督教搞政治，反对教会涉政，因为教会没有政治使命。基督教信仰是让罪人来归服神，被神所用，而不是罪人反过来利用基督教，这个秩序是不可以颠倒的。约翰麦克阿瑟牧师在《福音与政治：基督教没有文化使命（麦克阿瑟）》里说：
“神不是呼召我们去发起文化战去寻求改变我们的国家为成为‘基督教国家’。投放所有或大部分时间、能量、金钱、计策，盼望将一个道德的外表套在我们的政府及政治机关上，这是严重误解了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失丧世界里的角色。神呼召教会的首要的任务就是带领罪人借着耶稣基督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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